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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世别传

发布时间:2015-11-04

刘安世别传

文/申保箱

馆陶地处中原腹地北部,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自秋战国子(孔子弟子)在馆陶西河寨结庐授徒,至西汉、隋唐一来,特别是隋唐大运河的开通。不少朝代都把馆陶看做为京畿之地,皇帝把馆陶当做 皇家“花园”作为儿女的封地。

目前,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又结出一串串闪耀着时代色彩的累累硕果,如“漆画画坊”、“黑陶作坊”、“粮画小镇”、“状元村”、“卫河荷塘”等等,形成一道亮丽的现代文明风景线。他与我县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组成了一道独特的立体景观。

卫河是隋唐大运河的一部分,其遗址正成为中国“古代文化长廊”中的一串串耀眼的花朵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县境内,自北而南(古代和近代),有魏征故里遗址碑、赵官寨六十二烈士殉国处、颜窝头雁翼故居,以徐村乡东厂村为中点的卫河沿岸明清时期七十二皇窑遗址,社里卜村黄花台遗址和日军决堤实施细菌战遗址,馆陶县城有南馆陶古镇及“驸马渡”遗址,及1939年二月刘邓师直、冀南区、鲁西区党委3万余人在南馆陶渡口渡河遗址,有王占元将军府及宗祠遗址,有王化云和张越故居、公主湖和魏征博物馆。从南馆陶县城西行十多里路是民族英雄范筑先父子和抗日将领张维翰的故里——寿山寺村。从县城沿卫河大堤南行,十多里路有秤钩湾会议遗址(邓小平作报告,现属山东)和1947年6月刘邓大军横渡卫河遗址,再向南不远即是徐万仓漳、卫河汇流处,此处又是隋唐永建济渠遗址,与其南面相邻的是刘齐固村,刘齐固乃是北宋年间名震朝野、被誉为“殿上虎”的谏官刘安世的故里。

刘安世与魏征是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两位杰出的清廉谏官,堪称是“谏官之双雄”!耐人寻味的是,他们都出自馆陶卫河西岸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刘安世与苏轼、苏辙是好友,其名望,当时远在苏轼之上!苏辙的墓志铭就出自刘安世的手笔。(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刘齐固村刘氏宗祠(已挂牌为保护单位)年年从大年初一至正月十五,都要供奉刘安世的画像、皇帝的圣旨和刘氏宗谱!这一切一切都是历史遗留给馆陶人民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刘安世的父亲叫刘航,字仲通,与司马光为同榜进士。曾任虞城、犀浦知县。虞城县多奸猾之徒,喜欢掠夺和盗窃;犀浦县百姓懦弱而驯服。刘航为政,以宽猛缓急并用的方法治理辖区,两县都很太平。任宿州知州时,监督相伴西夏使臣,使臣多所要挟请求,执礼而不恭敬,而且想穿皮衣、饰以金带入朝见皇帝,刘航都予以指正。后以群牧判官的身份为河南监牧使。手执权节册封西夏主秉常,凡是按例所赠送给外族使臣的宝带、名马,或推辞不接受者,刘航回朝后,都要上呈《御戎书》,以明其事。曾附言说“:辨士喜欢为可喜之说,武夫希冀不可计量的宠,有时为其所误,不能不引以为戒。”

熙宁年间,刘航任河北西路转运使。是年大旱,刘航上书论新政不适宜的五件事:“皇帝不可轻易失去天下人心,应乘时有所改变,那么人心欢悦而且得天意了。”这封奏折没有得到答复,于是请求提举崇福宫,起用为泾、相二州知州。宋朝的军队西征,刘航移知陕府。当时突然兴军,供应军饷急切,县令官佐以至拿着囚具督责百姓,百姓多抛弃田地房屋,有的以至自杀。刘航惟独征发百姓如平时,事情也办得很好。

后刘航调任四川。刘安世的父亲在去四川任职的蜀道上,时母方娠,过栈道时,后乍晴,由于磴滑,马一尥蹶子,将夫人跌落山崖。众皆惊泣,无复生望,试使下瞰,崖腹有巨木葛藟,萦结蟠屈如盖,落叶委积,夫人安坐于上。呼之即应,遂用绳子提了上来,却一点也没受伤。就任不久,刘安世出就出生了。后十余岁,居京师,苦赤目甚恶,睛溢于外,很多医生都没有办法。一日有个客人说:“我有一相识,来调官,畜目药甚效,昨日来说:'已陛辞,早晚即行。'试使人往求之。”当时行李已搬出客房,说目药确实有,匆匆忘记在那个箧里,打开第一个箧,药就找到了。令以药傅睛,戒七日方开。一傅痛即止,及开睛,而眼睛和好如初。

刘安世之父任河南监牧使时,文彦博在枢密院,经常呼叫刘安世,让他报告所听到的见闻。刘安世从容不迫地说:“王介甫(王安石)请求去相位,外面议论认为您将代替他的职务。”文彦博说:“王安石败坏天下至于此,后继者怎能有所作为?”刘安世拱手说:“安世虽然是晚辈,私下认为没有这样严重。今天的新政,果真顺应人意而为人谋利吗?如果不是这样,您应除去所害,兴扬所利,这只是一瞬间的事而已。”文彦博默不回答,后来见到刘航,感叹赞许刘安世的耿直与才华。

熙宁初,由于司马光与王安石在“熙宁变法”这一场大改革中所持政见不同,而宋神宗又是“熙宁变法”的主导者和领导人,自然与反对变法的司马光貌合神离。司马光报国无门,便以修史为由求退,半隐于洛阳。

熙宁六年(1073年),刘安世(1048年—1125年),字器之,号元城、读易老人。宋代属河北大名人,今河北馆陶刘齐固村人。父(航)太仆卿仲通与温公为同年契,故遣师事之。

是年,大名、馆陶一带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县城被淹,刘安世的宅第也被冲毁殆尽,一家人颠沛流离,远迁洹水镇(今魏县旧魏县村),后来在亲友的接济下,举家又就近徙居元城(今河北大名县双台村)。

刘安世把母亲及家人安置妥当后进京赴考,考中进士,不就选做官,径归洛阳。

温公自“熙宁变法”,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即退居洛阳,温公于国子监之侧得营地,创“独乐园”,自不与众同也。以当时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编撰《资治通鉴》之余,做一些种竹浇花的事情。

刘安世见温公于洛阳“独乐园”,温公曰:“为何不仕﹖”刘安世以“昔日赐教吾斯之未能信(会晤)”对。复从学者数年。一旦避席问尽心行已之要,可以终身行之者?温公曰:“其诚乎!吾生平力行之,未尝须臾离也。”刘安世问其目,温公曰:“自不妄语始(司马光年五、六岁,弄青胡桃,姊兄欲为脱其皮,不得去,一婢子以汤脱之。姊兄复来问脱胡桃皮者,光曰:'自脱也。'先公适见,诃之曰:'小子何得谩语! '司马光自是不敢谩语。)”后公以诚授学刘器之曰:“自不谩语入”。又 盖其生平喜读《孟子》,故刚大不枉之气似之。自此力行七年,而后言行一致,表里相应。

学成后,刘安世才接受朝廷的委任,出任洺州司法参军,从此步入仕途。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五日,由于对西夏之战的惨败,宋神宗含恨而逝。三月,宰相王珪立即宣读宋神宗遗诏,由宋哲宗继皇帝位。宋哲宗八岁即位,尊奉宜仁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向氏为皇太后,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军国大事由太皇太后暂时处理,一切按照真宗刘皇后听政的先例办理。同月,朝野内外大臣上书要求小皇帝宋哲宗听政,并请求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后,立即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文彦博、吕公着等人也相继上台,掌握了朝政,司马光等人任用刘挚、王岩叟等人为谏官,推荐刘安世为馆职。司马光对刘安世说:“你知我为什么推荐你吗?”器之说:“我已跟随你久了。”司马光说:“非也!我闲居时,你平时节日问讯不绝,我入相府后,唯独你没有书信和问候之语,因此我之所以才推相荐你!”

刘安世的父亲刘航(仲通)很羡慕司马光、吕献可之贤,在司马光欲为吕献可树立墓碑时,刘航请求手书石碑。待司马光写好碑文搞,见直书王介甫之罪不隐,刘航始有惧意。其子安世,出入司马光门下,代其父书,自此益知名。

不久司马光又推荐刘安世为秘书省正字,把他从地方调到了京城。之后朝廷委任刘安世任谏官。刘安世本不畏官场的险恶及个人安危,因虑及整个家族的安危,为征得老母及家人的理解与支持,刘安世没有立即受命,而是回家征询老母的意见。刘母是一位识大体、明事理的贤德之人,安世“惟母命是从”,特别敬母亲。他对母亲说:“朝廷不因为孩儿不贤,让我担任谏官。倘若就任这一官职,那就要有胆识, 敢于伸张正义,无所畏惧,甚至以自己生命来捍卫职责。一旦冒犯了皇上,就要大祸临头,家破人亡。如今,皇上正以孝治国,如果以母亲年老为托辞,应当可以避免出任这一官职。”

刘母听了沉默良久,和颜悦色而又耐心地开导他说:“孩子,你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我听说谏官是在皇上面前敢于直言诤谏的重臣。你父亲一生都想做这样的官,但却未能如愿。如今你有幸任此官职,就应当舍身报效国家。纵使遭罪被流放,我也一定会随你而去。”于是,刘安世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一任命。

当时宋哲宗年龄尚幼,不理朝政,因而司马光等在宣仁太后的大力支持下,全部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同时坚决打击变法派人物和奉行新法的各级官僚,如吕惠卿、章惇、蔡确、吕嘉问等人,这些变法派人物有的被贬,有的被判刑,有的被逐出朝廷。同时被牵连的官僚还有八九十人,吕大防、梁涛、刘安世等人把他们划入王安石、吕惠卿、蔡确等人名下,认为他们结成死党。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元佑更化”。

元佑元年(1086)九月,尚书左仆射门下司马光去世,享年六十七岁。他任宰相期间,不分昼,呕心沥血地忘我工作。在他病危之际,仍在关心国事。他死后,朝廷派人检查了他的府邸,得其遗留下来的奏章手稿八页。使臣将其上交太皇太后和宋哲宗,这些手稿皆为关乎国家治乱安危。太皇太后闻听,感动得热泪盈眶。宋哲宗、太皇太后都亲自到司马光府邸祭奠其亡灵,并决定停止上朝处理政务,追赠他为太师、温国公,赐谥号为文正,还赠其家人银三千两,绢四千匹,特许用龙脑水银为司马光敛尸。太皇太后还委派户部侍郎赵赡和高品宦官冯宗道负责运送司马光遗体回其原籍——山西夏县安葬,在其墓碑上刻有“忠清粹德之碑”,朝廷还录用其子孙十人为官。

至温公去世,刘安世的官职逐渐晋升。为温公之学益笃。故在台谏,以忠直敢言闻于时。

后吕公著任相,太皇太后向他征求谏官人选,吕公着推荐了刘安世,任命他为右正言。右正言是中书省一个从七品的小官,但因为它是以规谏皇帝、弹劾百官为职责而显得异常敏感和重要,宋代选拔谏官历来严格,要求品学兼优,廉洁正直,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刘安世在朝中的口碑和品行。后累迁左谏议大夫,进枢密都承旨。

元佑二年(1087)八月,小皇帝宋哲宗因身患疮痈,不能到迩英阁听课。恰巧这一天是由程颐任主讲,听到宋哲宗不能去听课的消息后,便直接去见宰相吕公着,当面责问吕公着:“上不御筵,你知道吗?”吕公着如实回答说不知道,程颐抓住这一口实指责吕公着:“人主有疾,宰相不知,实在令人寒心。”同时,程颐还搬出礼法来,说什么“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第二天,宰相吕公著率领一班文武大臣根据程颐的消息进皇宫给小皇帝请安。太皇太后甚是吃惊,问吕公著等人从何而知。吕公著于是将程颐的话如实告诉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极不高兴。于是御史中丞胡宗愈、给事中顾临首先发难,连连上书攻击程颐,说程颐不在经筵,不配给皇帝当老师。谏议大臣孙文仲言辞更为激烈,弹劾程颐是奸诈小人,素来无德无才,只是交结权臣,勾结台谏官员,制造谣言,骚乱朝政。他建议将程颐放归田里,以示惩罚。紧接着,司马光门下刘安世、刘挚、孙觉也相继上书弹劾程颐,说程颐、欧阳棐、毕仲游、杨国宝、孙林勾结执政大臣子弟,号称“五鬼”,而程颐为“五鬼”之首。在满朝官僚竞相攻击程颐的情况下,宣仁太后只好对他作出处理。元佑二年(1087)八月,程颐被罢黜,出任管理西京国子监。

一日,刘安世偶为家人顾乳母,牙媪以谓无有!诘其故,因言宫内降旨见求乳母,公怒曰汝何敢妄言,且今圣上犹未纳后,安得有此。媪云内东门司开封府录实预其事。公与府录有契,因乘间问之,答如所闻。即上疏言:前世之主鲜有不以声色为累,至于今之少早,欲之无节,则又不能保固真元増益之寿,考圣贤所戒可为寒心,且世俗闻粗有百金之产,犹知爱其子孙以为嗣续之托,而况国朝百三十年之太平,六圣忧勤积累之业,陛下继而有之,可不自爱自重以为宗庙社稷无穷之计乎?若陛下实未尝为,则臣之所言犹不失谏官之职,万一有之则臣之进说已是后时,惟冀陛下爱身进徳,留意问学,清心寡欲,増厚福基! ”哲宗低头不语。太皇太后说:“没有这种事,你误听而已。 ”第二天,太后留下吕大防报告原因。吕大防退朝后,召来给事中范祖禹使传达旨意。范祖禹本来曾以此劝谏,于是刘安世与范祖禹两人联合申明此事,非常殷切。

太皇太后遂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是声称神宗留下几个小公主,需要奶妈照顾。

二是把哲宗身旁的宫女一一传唤去,严厉讯问,逼取口供,乃知顾乳母者为刘氏也,后怒而挞之,由是刘婕舒深以怨恨刘安世。

三是给小皇帝娶个媳妇。人选就是孟氏。孟氏是眉州防御使马军都虞侯孟元的孙女,小哲宗1岁。从小被太皇太后选入宫中,传授礼仪,严格管教。孟氏贤淑庄重,很受太皇太后喜欢。

(元佑三年(1088)八月,开封府知府钱勰上书朝廷,说开封府所有监狱都空无一人,即没有罪犯了。中书执政大臣立即弹劾钱勰虚报成绩,沽名钓誉,借机抬高自己的地位。于是中书责令钱勰就自己的上书作一番检讨,并命令大理寺、刑部对这一谎报政绩案进行调查处理。但太皇太后却对中书执政大臣的意见打了折扣,她批示道:开封府的罪犯从来就有惯例,钱勰等上书所谓监狱空无一人,恐怕是司法机关并未移送犯人到开封府监狱之中。钱勰等人无非是想借机教育天下百姓,有利于全国的治安秩序。如果执政大臣擅自作主,判处钱勰等人罪名恐怕有伤风化,不利于事情的顺利解决。因此执政大臣关于钱勰的上报材料就留在宫中,不再送往中书行政机构。但中书执政大臣不依不饶,太皇太后不得不作出让步,开封府知府钱勰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仓部郎中范子谅知蕲州(今安徽蕲春),提点河北两路刑狱林邵知光州(今河南潢川),三人还分别被罚铜二十斤。然后委任吕公孺为权知开封府,杨康国为权发遣开封府判官。这一决定传达后,右正言刘安世上书朝廷,认为钱勰等人弄虚作假案情节严重,朝廷还对开封府大小官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奖励,这一事件影响极大,但对钱勰等人的处分过轻,还应加重处罚,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使各级官僚只能实事求是地汇报当地情况,避免中央决策的失误。更为严重的是,太皇太后已下令将这一情况通知史官,让他们把开封府所报的不合实情的情况记录下来,一旦形成文字记载,事情影响就更大了。但太皇太后仍未改变对钱勰等人的处理意见。

虽然朝廷当时因变法而起的“党争”愈演愈烈,因说直话而遭到打击的人越来越多。但刘安世不做“墙头草”,说话的态度不因风声趋劲而动摇,履职的忠诚不因风险增加而稍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无论权臣还是皇帝,闻过必纠,哪怕是道听途说的传闻也不放过,其胆识气魄,当时谏官中无出其右者。

他任谏官多年,刚正不阿,切中时弊,直言敢谏。在朝堂之上,他不仅弹劾大臣无所顾忌,而且忠心事主,据理力谏,无所畏惧。有时,他铁骨铮铮,言辞激烈,触怒了龙颜,就紧握笏板退步侍立。待皇帝怒气稍解,再上前进谏。旁边的臣僚见状,无不为他捏一把汗。文武百官由此无不为他的胆识所折服,无不敬畏他,称他为“殿上虎”。

后刘安世升任起居舍人兼左司谏,进任左谏议大夫。

宋神宗时代以来,朝廷大臣因裙带关系照顾子弟亲友出任要职的现象比较普遍,刘安世向太皇太后上书说,本朝建国以来,大臣子弟不敢接受要职,形成良好风气。但近世以来,大臣子弟亲友高官厚禄者屡见不鲜,祖宗确立下来的好制度,如今不复存在。而且,他列举了文彦博等七位大臣的子弟亲友授予要职的具体情况,而这七人个个都是劳苦功高的耆宿重臣。

刘安世对此焦虑不安,就上疏指出朝廷用人不能任人唯亲,要任人唯贤,选拔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授官任职。他积极向朝廷推荐一些社会上的名士贤才为国效力,皆被朝廷任用。

权臣章惇仗势霸占了平民朱迎的良田,朱迎多次上告未果。刘安世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毅然接过状纸,要为朱迎伸冤。他把“四凶(蔡确、黄履、邢恕、章惇)”相互勾结,欺压良民,侵吞良田的罪状一并上疏朝廷。

宋朝刑律要求各家庭组织同居共财,即父母健在,子孙不得“别籍、异财”,即不得另立门户、各蓄家产,严重者,可判徒刑三年。知枢密院事章惇父亲在世,却用自己的名义强买百姓田产,事情暴露后仅罚铜十斤了事。刘安世认为惩罚太轻,以不孝及强占民田之罪,多次上书朝廷,要求严办。

章惇因强行买昆山民田被罚金,刘安世说“:章惇与蔡确、黄履、邢恕向来互相交结,自认为是社稷大臣,贪天之功,侥幸得到皇帝的宠幸,天下人指陈他们为“四凶”。现在章惇父亲还健在,却另外立籍谋取异财,绝灭义理,只是从于薄罚,何以表示惩戒?”恰逢吴处厚解释蔡确《安州诗》进献,刘安世认为蔡确指斥皇帝,触犯大不敬条令,同梁焘等人极论之。最后,权横一时的章惇被罢官,把蔡确贬窜新州。宰相范纯仁以下至御史十人也因袒护罪而去位。被赶出朝廷。

蔡确被贬官后,历任陈州(今河南淮阳)、安州(今湖北安陆)、邓州(今河南邓县)等地知州,在安州任职期间游览车盖亭时诗兴大发,题诗十首于车盖亭上,这就是《夏中登车盖亭绝句》十首,此时的蔡确已被任命为邓州知州。但蔡确的诗却引来大祸。

元佑四年(1089)四月,汉阳军知州吴处厚上书朝廷,密告蔡确包藏祸心,忘恩负义,他认为蔡确的诗中有五首涉及了讥讽朝政、诽谤君主和执政大臣。吴处厚的奏章呈递到朝廷后,左司谏吴安诗立即上书太皇太后,弹劾蔡确讥讽朝政,但太皇太后审阅吴安诗奏章空无一物(并未将蔡确的诗抄录下来)。紧接着,安焘、右正言刘安世各自又两次上章,弹劾蔡确。安焘认为蔡确被贬官后,耿耿于怀,包藏祸心,因而作诗讥讽太皇太后,因此他建议太皇太后尽快对蔡确作出适当处分。他们还指责说蔡确党羽遍布朝廷内外,这些人一定会千方百计为蔡确开脱罪责,希望陛下不能为他们的言语所蛊惑。

此时知安州钱景阳已将蔡确题诗的原文临摹下来,接着右谏议大夫梁焘等人又纷纷上书,要求将蔡确收审,绳之以法。此时太皇太后也召集执政大臣讨论蔡确题诗一案,太皇太后认为蔡确的党羽大多在朝中任官。但宰相范纯仁对太皇太后说蔡确并无党羽,而吕大防却坚决同意太皇太后的意见。双方争执不下,太皇太后只好召见三朝重臣文彦博,对他说蔡确之案朝中大臣无一人敢管,假使司马光在世,他一定会出面干涉此事的。

恰在此时,邓州知州蔡确上书太皇太后替自己辩护,说自己实在是无意诽谤君主,并对吴处厚牵强附会的注解进行驳斥,但他越是强辩,为自己解脱罪责,刘安世、梁焘、安焘等人岂能噤言设身事外。五月,蔡确被贬为左中散大夫、分司南京,但中书舍人彭汝砺、曾肇坚决反对朝廷的决定,全力营救蔡确,但无济于事。梁焘等人对彭汝砺再行弹劾,说他不学无术,是蔡确的死党。此后,左谏议大夫梁焘、左司谏吴安诗、右正言刘安世、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朱光庭又纷纷上书,说对蔡确的处分太轻了,甚至说蔡确罪不容诛,应判处死刑,因而执政大臣不得不重新讨论对蔡确的处分问题。范纯仁、王存二人认为不能再贬蔡确,蔡确事件只可作为教训引以为戒,但不能开启流放大臣的端倪。但吕大防、刘挚坚决反对范纯仁和王存的意见,于是蔡确再次被贬知英州(今广东英德),安置新州(今广东新兴)。蔡确心腹兵部尚书李常被贬知邓州,中书舍人彭汝砺贬知徐州(今江苏徐州),中书舍人曾肇贬知颍州(今安徽阜阳)。至此,车盖亭诗案才完全了结。

后范纯仁恢复相位,吕大防禀告太后想令刘安世稍稍避嫌。太后说:“刘安世现在不居言官之职,自然无所谓避嫌。”又告诉韩忠彦说:“这样正直的人,应该留在朝廷。”于是停止。吕惠卿恢复光禄卿的职务,分到陪都执行职务,刘安世争辩认为不可以,没有得到采纳。

邓温伯为翰林承旨,刘安世说他“出入王安石、吕惠卿党中,始终反反复复。现在的进用,实在关系到君子小人力量削弱增长的关键。请将他罢免贬退。”又没有得到答复。于是请求外任,改为中书舍人,辞谢不就任。以集贤殿修撰的身份提举崇福宫,刚到六个月,召用为宝文阁待制、枢密都承旨。

元佑八年(1093年),太皇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此时,宋哲宗已经18岁,风华正茂。他从小佩服父亲宋神宗的胆识和气魄,亲政第二年便改元为“绍圣”,意思是继承先皇宋神宗的遗志,以推进改革大业为己任。于是,他起用章惇为宰相,把司马光时代外贬的改革派召回重用,那些与司马光政见相同的人士,纷纷罢官免职。刘安世属于旧党,再加上个人恩怨,尤为章惇痛恨而不容。

绍圣初逐元佑党人,禁内疏出当谪人姓名及广南州郡,以水土美恶,较量罪之轻重而贬窜焉。执政录议至刘安世,蒋之奇、颖叔云:“刘某平昔人推其命好。”时相章惇子厚即以笔于昭州上点之曰:“云刘某命好,且去昭州试命一回。”

刘安世先被罢黜知南安军,再贬少府少监,三贬新州别驾,安置英州。后来又贬往梅州(今广东梅州市)。

绍圣初,刘安世贬谪英州。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怜之,器之不屈也。

一日行于山中,扶其母篮舁憩树下。有大蛇冉冉至,草木皆披靡,担夫惊走,器之不动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罗拜曰:“官异人也!蛇吾山之神也,见官喜相迎耳,官远行无恙矣。”

刘安世到达南安军后,不久苏轼遭贬路过南安军,寓居宝界寺,受到南安知军刘安世的热情招待, 苏东坡南贬惠州、儋州路经大庾岭。今日苏轼行与大庾岭上,孑然一人,已是宠辱两忘。凭他的学养,使他的思想境界升华到一个超凡脱俗的境界。进入到一个想象世界,这想象世界形而化之为道家海上三山——瀛洲、方壶和蓬莱的理想境界。在没有名争利夺的自然世界中,饕霞服气,炼丹修养,与神仙同化,长生不老。籍此一念,使他不知陷于彻底绝望。即此境,使他想起李太白《流夜郎赠韦太守》诗中,有一联:“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一字不变地借用过来,吟成一诗《过大庾岭》,题于岭颠龙泉钟上: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

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

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

之后,刘安世陪同苏轼游历了观音寺、千佛阁、东山真觉寺和丫山灵岩寺等风景名胜。

刘安世知军在新筑的谯楼上设下酒宴,邀请苏轼饮酒题诗。苏东坡登楼后,极目望去,只见南安楼阁林立、鳞次栉比、章江滔滔、如练系城;眺望南天,庾岭高踞云霄、梅关嵯峨峭立、余霞散绮城池、茂林掩映楼阁。身临其际,如入仙境。苏东坡陶醉于眼前美景之中,不觉忘乎所以,旋即挥毫作《登谯楼》诗题于谯楼上。刘安世摘取其“大江东去几千里,庾岭南来第一州”两句并依苏东坡手迹镌刻于谯楼的廊柱上。这副楹联生动、形象地概括了山川名胜,成为赞誉大庾岭的千古绝唱。

不久,刘安世又贬谪英州,章惇必欲杀之。福唐人林某以书生晚得官,谒见章惇曰:“英州见阙,愿得堂除,为相公了公事。”章悟其意,曰:“君能举职,当以转运判官奉处。 ”林兼程南去,及境,郡僚出迎。刘公不携妻孥,但从一道人,寓近郊山寺。道人与孔目吏善,是日垂泣告刘曰:“顷孔目密报,新使君举措殊不佳,已谕都监使引军围寺,三更鸣钟将加害,公必不免。 ”执手大恸。公咄之曰:“人之生死前定,何用惧?汝出家学道,见识乃尔!”刘安世好食鸡粥,率以二更食粥然后睡,至是谓之曰:“吾即当就寝,安神定志以俟之,汝为我作粥。”俄顷鼻息栩栩。然道人泣不止,泪落粥中,忽闻钟声,急撼刘醒,鸡粥犹未熟,强尽一器。明烛作家书,已而寂无所闻,危坐待旦,始知林生才到郡斋,自谓得策,趋上堂,不觉蹴户限,仆地立死。

之后,道人与刘安世时常来往。一日道人言南方地热而酒性亦大热,本草所谓大海虽冻而酒不冰,今岭南烟瘴之地而更加以酒必大发疾,故疾之状使人遍身通黄,此热之极也。有人言酒可以避瘴者,但见初到炎乡,借此以御瘴气,似乎有验,不知积久,积热于五脏之间不可救也。若北人能绝酒色两事,虽在炎方何害。刘安世身材魁梧,酒量过人,故至岭南,即绝欲矣。虽遍歴水土恶弱他人必死之地,器之独无恙也!

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刘安世又贬至梅州。

一日,一位宫里使者领命去朱崖处置一名罪臣,临行之前,章惇向宫使面授机宜,交待他去一趟梅州,想方设法胁迫刘安世自杀,无果。

章惇等人必欲杀之。郡有王豪,凶人也。以赀得官,往来京师,见惇自言能杀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转运判官。其人驱车速进,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客涕泣以言,器之色不动,留客饭,谈笑自若,对客取笔书数纸,徐呼其纪纲仆,从容谓曰:“闻朝廷赐我死,即死,依此数纸行之。”复谓客曰:“死不难矣。”客从其仆取其所书纸阅之,则皆经纪其家与经纪其同贬死者之家事甚悉。客惊叹,以为不可及也。至夜半,忽闻使者呕血而死矣。器之留客数日。

之后,他在梅州创办当地第一所书院,开梅州文化教育之先河,后人称之为“元城书院”,还把他比作开化潮州的韩愈。

明崇祯年间,程乡知县陈燕翼在北门城楼立刘安世塑像,以纪念他。黄遵宪曾登楼凭吊,写下慷慨激昂的《铁汉楼歌》:“……公无遗像有精气,恍惚左右神风趋。忆公秉政宣仁日,自许稷契君唐虞,英名卓卓惊殿虎,辣手赫赫锄城狐……”诗歌还生动地描写了章惇派人到梅州企图杀害刘元城,刘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形象,读来感人至深。梅城江北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元城路”。此为后话。

绍圣三年(1096)九月,章惇、邢恕、董敦逸等人掌权后,先勾结宫中宦官郝随和刘友端,由他们牵线,与宋哲宗的宠妃刘婕妤搭上关系。刘婕妤之所以与章惇勾结起来,是因为自己想当皇后,要拔掉孟皇后这颗眼中钉;而章惇则想利用刘婕妤探听哲宗的秘密,同时孟皇后又是为宣仁太后所选,万一今后她又垂帘听政,这对章惇等人来说不能不说是潜在的威胁。宋哲宗婚前,对刘婕妤宠爱无比,婚后依然不变。刘处心积虑地要搬倒孟皇后,恰恰就在此时,孟皇后与哲宗之女福庆公主患病,孟皇后的姐姐颇懂医道,从前孟皇后有病,总是请其姐疗治,因而皇后的姐姐经常出入宫中,亲自侍奉孟皇后。但这次福庆公主服了药后无效,于是皇后的姐姐就带着道家治病的符水入宫,以驱鬼逐邪。孟皇后大惊失色,”姐姐莫非不知宫中禁令,与外间不同吗?”下令左右迅速收藏符水,等哲宗到皇后卧室后,如实禀告情况,哲宗对皇后说:”这也是人之常情。 ”有了哲宗这句话,孟氏姐妹才敢在宫中烧了这道符。但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宫中立即纷纷谣传起来,说历史上宫闱魔鬼之乱又开始了。其后,孟皇后的养母宣德夫人燕氏和尼姑法端为孟皇后祷告事被举报。于是哲宗诏令内侍押班(宦官)梁从政等人在皇城司审理此案。在审讯过程中,逮捕宦官、宫妾三十人,用各种刑罚逼供。宋哲宗又命令御史台官员董敦逸复审,董敦逸惧怕宦官权势,稀里糊涂地按照宦官的意思了结了此案。于是宋哲宗下诏废掉皇后孟氏,册封为华阳教主、玉清妙净仙师,驱逐出宫,居住瑶华宫。

章惇、蔡卞等人趁此机会,向哲宗进言,说宣仁太后执政时曾有过废掉哲宗而另立皇帝的想法,因为当时刘安世和范祖禹曾上书宣仁太后说小皇帝过早接近女色,刘、范二人遂因”构造诬谤罪”,诏令孙(鼓咎)将刘安世收囚在槛车里,命他亲自押赴京师受审。当槛车还在路上,行未数驿,宋哲宗却去世了,他的弟弟宋徽宗继位,大赦天下,刘安世又侥幸躲过一劫。

北宋建中靖国元年(元符四年1101年),赵佶即位为宋徽宗,大赦天下。被流放儋州的苏东坡遇赦北还。

他一路风雨兼程。此时,他因劫后余生,情怀与初次被贬过大庾岭时迥然不同,当他登上大庾岭,看到岭颠龙泉钟上自己所题《过大庾岭》一诗,及近谯楼,看到刘安世镌刻在谯楼廊柱上的“大江东去几千里,庾岭南来第一州”一幅楹联赫然入目。使他不禁感慨万千。

待至梅岭客栈,遂于白粉墙上题了一首《岭上红梅》:

梅花开尽杂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

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红雨熟黄梅。

大庾岭(又名梅岭)是南雄州与南安军的分界线, 而大庾岭道则是两州交往的便利通道。

建中靖国元年,苏东坡经岭南回到虔州,不期与刘安世相遇。他们各归自岭海,相遇于道,刘安世喜曰:“浮华豪习尽去,非昔日子瞻也。”苏轼见刘安世仪表堂堂,神情依旧则曰:“器之铁石人也!”

此时,虔州原任虔守的霍汉英奉调赴太和听命,江公著(晦叔)代任。公著与苏轼在杭州为官时,以好茶出名,器之酒量甚豪,但自南迁,为避瘴毒,已全家戒酒。

刘安世与苏轼因北归河流枯竭而滞留,以待春水,在虔州滞留两月有余。

寒食节,苏轼邀器之游南塔寺寂照堂。器之好谈禅,每倦山行,山中新笋出土,苏轼想上山吃笋,怕他不肯同往,骗说邀他同参玉版和尚,器之听说有禅可参,欣然从行。至廉泉寺,烧笋而食。器之觉笋味鲜美,问此笋何名?东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僧善说法,要令人得禅悦之味。”于是器之乃悟其戏,为大笑。东坡亦悦,作偈曰:

丛林真百丈,法嗣有横技;

不怕石头路,来参玉版师。

聊凭柏树子,与问箨龙儿。

瓦砾犹能说,此君那不知。

之后,他们又在“梅花开尽杂花开”,草木一新的“寒食”之日游览了南塔寺寂照堂。

《寒食与器之游南塔寺寂照堂》

苏轼

城南钟鼓斗清新,端为投荒洗瘴尘。

总是镜空堂上客,谁为寂照境中人。

红英扫地风惊晓,绿叶成阴雨洗春。

记取明年作寒食,杏花曾与此翁邻。

在回来的路上,刘安世感觉有些疲倦,遂想起昨夜一梦,梦见自己坐在床上,不觉冉冉升起,飞向空中,醒来但觉周身舒爽。因而述说与苏轼。回来后,江晦叔已烹好茶,等候多时。苏轼端起茶碗一饮而尽,甚觉爽快。一时诗兴勃发,两首诗,一挥而就:《次韵江晦叔兼呈器之》:

横空初不跨鹏鳌,位觉胡床步步高。

(器之言尝梦飞,自觉身与所坐床皆起空中。)

一枕昼眠春有梦,扁舟夜渡海无涛。

归来又见颠茶陆,(往在钱塘尝语晦叔,陆羽茶颠,君亦然。)

多病仍逢止酒陶。 (陶渊明有《止酒》诗。器之少时饮量无敌,今不复饮矣。)

笑说南荒底处所,只今榕叶下亭皋。

刘安世看了苏轼近日写的几首诗,感觉其幽默情趣与豪放性格依然如故,对《岭上红梅》给与了很高的评价,被刘安世誉为:千年咏梅之魁!他沉吟片刻,遂作《双柏》诗一首,呈于苏轼。

苏轼看后,对《双柏》中“同志不渝均管鲍,清风特立若夷齐”两句,很是赞许。之后,苏轼随口吟出刘安世昔日的两首诗作:“万古照临终忌满,一轮明彻岂须圆”《八月十四夜月》、“多求唯恐心难满,扑破方知器易盈”《扑满子》。刘安世没想到苏轼的记忆如此了得,竟能过目不忘。苏轼以为这些诗句都是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语,如珠落玉盘,久久萦回金石之声!

之后,他们又游览了周边不少名胜古迹,苏轼每有新作,都要呈与器之过目,与之切磋。

三月末,春水忽涨,刘安世(字器之)与苏轼一起启程北归。在启程北归前, 苏轼与孙勴(字志举、志同) “为舟次执别” 。执别前,苏轼曾在《与孙志同三首》的第一首中写道: “某启。衰朽困穷,故人不遗,远辱临访,旅泊两月, 勤厚至矣。明旦决行,料公必欲追饯。至吉州永和时,苏轼欲游清都观,刘安世遂解舟先行。

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刘安世才结束了七年的流放生涯,回到京城。他被重新起用为郓州、真定知府。

建中靖国元年,刘安世自岭外归,至宣和年间,内侍梁师成得幸,令吴可(云濠案:吴可,《宋史》作吴默。)自京师至家,欲引公以为重用,致书许大用。可至三日,然后敢出之,且道公诸孙求仕以动之。公谢曰:“吾若为子孙计,则不至是矣。且吾废斥几三十年,未尝有点墨与当朝权贵。吾欲为元佑完人,不可破戒。”还其书而不答。

然而,好景不长,蔡京做了宰相后,又把他连续七次贬官到陕州(今河南陕县)羁管起来。

刘安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贬谪的路途上度过的,而且大多数地方都是穷山恶水,据说当时有个“八州恶地”的说法,即“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就是说贬官到这八个州的人,必然九死一生,不死也得脱几层皮,而这“八州恶地”,刘安世因贬官流放去过其中七州,最后安然无恙,被士大夫们惊叹为奇迹,赞称为“铁汉”!

后来,他因年迈才得已回朝,担任承议郎、中书舍人。他也由此把家眷安置在汴梁(今河南开封市)。

刘安世声若洪钟,器宇轩昂,及老家居亦从无懈怠的样子,长久坐立身不倾斜,写字不写草书,不喜好声色财利。他忠孝正直,立身行事均效法司马光。年纪老了,众贤死亡略尽,唯独刘安世岿然独存,而名望更高。

公自宣和元日以后谢绝賔客,四方书问皆不启封,家事无巨细悉不问。夏六月丙午,忽大风飞瓦骤雨如注,雷电昼晦,于公正寝,人皆骇惧而走。及雨止,辨其色,公已终矣,闻者咸异焉。

宣和七年(年),刘安世病逝,享年78 岁。谥号“刘忠定公”。

及葬,杨中立以文吊之曰:“刼火洞然不烬惟玉”。搢绅往往传诵,以为切。

公在家,杜门屏,不妄交游,人罕见其面。然田夫野叟,市井细民,以谓若过南京不见刘待制,如过泗州不见大圣。及公殁,耆老士庶妇人女子持薰剂而哭公者,日数千人。死后葬在祥符县。

后二年,辽人南侵,驱坟户发棺,见公颜貌如生,咸惊曰必异人也。一无所动盖棺而去。后因战乱,家人亲友南迁,坟墓为金人屡屡践踏……刘安世一弟子,负其骨,辗转千里,将其归葬故里——刘齐固村。昔有与苏子瞻论元佑人才者,至公则曰器之“真铁汉”不可及也!

刘安世博学多才,能诗会文,著有《元城集》20 卷,已佚;《尽言集》13 卷,今存。《尽言集》是根据他自己平生作谏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宗旨编定的。他的奏疏刚正之气形于笔墨间,令人钦佩。宋代大学士王珣高度评价这部书:“是书乃言官之楷模,辅弼之龟鉴, 卿士大夫之药石也” 。该书对后世的文人墨客影响很大,常被后人引用来说明事理。“轻重倒置”和“害群之马”的出处,即来自于刘安世的《尽言集》和《尽言集•应诏言集》等。

刘安世著《论朋党之弊》一文,在朝野引发不同凡响。在北宋仁宗景祐年间引发的有关“朋党之争”,在思想领域的一场大论战席卷朝野。下面是《论朋党之弊》一文的时代背景:

仁宗景祐三年(1036),时任开封市市长的范仲淹,上《百官图》讽刺当时的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希望仁宗不要太过倚重吕夷简。吕夷简反击,指责范仲淹离间君臣、引用朋党。于是范仲淹被撤职,调往地方。范仲淹对吕夷简的指责不服气,上章提出“君子有党”的思想主张。这个观点得到朝中具有开化思想意识之人的支持。遂展开有关“朋党之争”的大辩论。余靖上疏为范仲淹申辨,尹洙则表示以与范仲淹结“党”为荣,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赞喻范仲淹、余靖、欧阳修和尹洙为“四贤”,时为谏官的高若讷本负有切谏之责,却三缄其口,是为“不肖”。欧阳修进而作《朋党论》,公然说,朋党自古有之,君子、小人各有党,要仁宗“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于是,支持范仲淹者,便竟相以“朋党”立论,先后有王禹偁《朋党论》、刘安世《论朋党之弊》、苏东坡《续朋党论》、秦观《朋党》上下篇等,司马光本人也著有《朋党论》,思想上已有“君子有党”的意识。

另外,马永卿编有《元城先生语录》,对刘安世言行记载甚详。其诗存世不多,大都如其文,议论精警,栩栩有生气。如《八月十四夜月》诗:

“万古照临终忌满,一轮明彻岂须圆”

《双柏》:

“同志不渝均管鲍,清风特立若夷齐”

《扑满子》:

“多求唯恐心难满,扑破方知器易盈”,均为人所传诵。刘安世与苏栻、苏辙兄弟友善,经常以文会友,以诗唱和。苏辙的墓志铭乃由刘安世撰写。

刘安世师承司马光,一身正气,名扬朝野。有学者研究,刘安世乃刘邦后裔,下传明朝开国元老刘福通。其族氏曾数朝建国抑或为开国元勋。刘安世弟子、门人很多,有不少人名垂青史。近代被毛泽东誉为: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大文豪鲁迅,就很崇尚刘安世的为人与风骨。有关刘安世门人和弟子及再传弟子的一些史料,从另一个侧面亦能看出当时刘安世在朝野的名望与影响。

刘勉之

刘勉之自幼努力学习,一天背诵几千句。过了二十岁,因乡举进入太学。当时蔡京专权,禁止不得挟带元佑书籍,从此伊、洛之学不能传布。刘勉之求得伊、洛之书,每到深夜,同宿舍的学生都睡了,就偷偷抄写而默默背诵。谯定到达京城,刘勉之听说他跟从程颐交游,精于《易》学,于是师事谯定。不久刘勉之厌恶科举业,告别诸生返归,见到刘安世、杨时后,都去他们那里请教学业。等回到家里,就在县城近郊构屋为书堂,读书其中,力耕自给,身心淡泊,于世无求。与胡宪、刘子翼互相往来,每天以讲论切磋学问为事。

又以方德顺、朱松等为友,交往甚密。远近学者,闻名而至,络绎不绝,因形成“刘胡学派”,亦称“刘胡诸儒学派”。此派弟子甚多,著名者有:朱熹、吕祖谦、刘懋、邵景之、方耒、刘洪、刘砰、黄钵、詹体仁、林之奇、李楠、李樗、刘炳等。

刘勉之丝毫不妄求取。妻子的娘家富有,没有子嗣,谋划把资产全部归于女儿,刘勉之不接受,把这些资产赠给同族的贤能之人,命他们祭祀。他的朋友朱松去世,把后事嘱托给他,而且训诫儿子朱熹受学于他。刘勉之经营管理朱家,又像儿子侄子一样教导朱熹,把刘安世传授的一切精要之学毫不保留地传授与朱熹。朱熹得到道学,从刘勉之开始。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刘勉之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杨万里

杨万里自幼勤奋用功,不断拜师学习。 14岁拜高守道为师,17岁拜王庭程为师,21岁拜刘安世、刘廷直为师。绍圣二十年(1150年)春天,他来到京城临安应试,落第而归;四年之后卷土重来,与范成大一起金榜题名,自此进入南宋官场。他因 《小池》而扬名四海:

泉眼无声惜细流,

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

杨万里与其师刘安世可谓是至刚而柔生。

孙伟

孙伟,字奇甫,江陵人也。少负奇气。初为静州幕官。刘元城再谪夷陵,先生自静求沿檄至峡求见,元城待之无甚异也。先生请曰:“伟以求见先生而来,非沿檄也。”元城问所以愿见之意,对曰:“生长南方,窃闻司马温公北方贤士大夫之冠,先生受业温公,是以求见。非敢言从学,但愿就先生求五日饭,寻一宿处,听先生五日话。”元城嘉之,因与共饭五日,与之言温公所以传习者。先生请曰:“受教不在多言。愿掇其所当致力者,为直截言之。”元城曰:“诺。”既五日,先生已录成一卷。请曰:“愿更住半日,求先生谛视之,无差谬否。”元城为之阅毕。先生辞归,自是践履一宗元城。每对学者言:“平生只从得刘先生五日,终身受用只此五日所闻。”

李光

李光字泰发,上虞人。童不戏弄,父高称曰:“吾儿云间鹤,其兴吾门乎!”亲丧,哀毁如成人。有致赙者,悉辞之。及葬,礼皆中节。以进士历知开化、常熟、吴江,改京东西学事司管句文字。元城居南京,先生以师礼见之。元城告以所闻于温公者曰:“学当自无妄中入。”先生欣然领会。除太常博士,迁司封。王黼恶之,令部注桂州阳朔县。元城闻其以论事贬,贻书伟之。

主簿马先生大年

马大年,字永卿,杨洲人,元城弟子也。大观三年进士,闻元城谪亳州,寓永城县之回车院,先生时赴永城主簿,其舅高邮张桐荐使求教。既至,见元城,雄伟闿爽,谈论逾时,体无欹侧,肩背耸直,身不稍勤,手足亦不移,自是从学二十六年。当绍兴五年,追录其语为《元城语》三卷。

知州韩先生瓘

韩瓘,字德全,开封人也,参政意曾孙。累官知秀州,所至兴利除害,甚敏,吏莫能欺,时以为有家法。先生官浙中久,其往来必维舟河梁,侍元城谈,录其系邪正得失者二十一条为《元城谈录》

知州胡先生珵

胡珵,字德辉,毗陵人也。诗文、墨隶皆精好。学于杨文靖公龟山,寻以文靖之命学于刘忠定公元城。入太学,成进士。南渡初,李公伯纪为相,先生在其幕中。汪、黄期之,以陈少阳之上书也,先生实视其草,窜苍梧。已而东归。赵丰公入相,直翰林,兼史馆校勘,与张嵲同入书局。未几,丰公去国,张魏公以为元佑未必全是,熙宁未必全非,遂擢何抡仲、李似表为史官,欲有改定。先生与嵲不可,遂皆求去。丰公再相,复召二人,书成。讲和之役,先生与同馆朱松、凌景、夏常明、范如圭合疏争之,其稿出于先生手,略曰:“敌人方据中原,吞噬未厌,何忧何惧而一旦幡然与我和﹖盖其狃于荐食之威,动辄得志,而我什易恐,故常喜为和之说以侮我。又虑我训兵积粟,畜锐俟时,而事有不可知者,故不得不为和之说以挠我。盖今之和使,即秦之衡人,兵家用之,百胜之术也。六国不悟衡人割地之无厌,以亡其国。今国家不悟敌使请和之得策,其祸可胜言哉!而执事者顾方以吾为母后,为梓宫,为渊圣天属之故,遂不复顾祖宗社稷二百年付托之重,而轻从之,使彼得济其不逊无稽之谋,而借躏以逞,将焉避之哉!昔楚、汉相持之际,项羽尝置太公俎上,而约高祖以降矣。使为高祖者,信其诈谋而遽为之屈,则自其一身且无处所,尚何太公之可还哉!惟其不信不屈,而日夜思所以图楚者,以故卒能蹙羽鸿沟之上,使其兵疲食尽,势穷力屈,而太公自归。此其计之得失,亦足以观矣!”疏上,秦桧大怒。然是时和议尚未定,公议尚张,但出之知严州而已。已而李庄简公去国,遂以先生为其党,罢之,饥寒因穷而死。所著有《苍梧集》。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刘安世造七弦琴一把”。桐木,通体髹黑漆,露朱色漆地。琴头宽而尾窄,头端有一拱形首岳,有七孔穿七弦,并弦纽坠七个,七弦至琴尾折向琴背,系于两个对称的木纳上,琴背腹有二长方音孔(称龙池)。

琴心内阴刻篆书“刘安世造”、“毛仲翁修”、“周鲁封重修”等字。腹面阴刻行书“混沌材”、“羲皇人已杳,留此混沌材,想是初开辟,声音妙化裁,完然一太璞,解愠阜民材,不凿庄生窍,古风尚在哉!”款署“会稽黄镇仲安跋于皖江”。又阴刻行书“晋制宋修,一翁”下有“夏伯子”阴文方印,夏伯子即夏莲居。

由此可知此琴为晋嵇康规制,宋代刘安世所造,迭经毛仲翁、周鲁封重修,后为夏莲居收藏。传世宋琴甚少,此琴几经沧桑,音质悠扬,被历代学者、古琴学者所推崇,为久负盛名的佳品。

2015年10月8日于馆陶公主湖,发表于北京昌平小沙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