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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云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认知和操作规程

发布时间:2015-11-05 点击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一项新型公益性文化工作,正确地理解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重要意义以及保护措施,加强科学认知,明确操作规程,对于指导我们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促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新名词,但并不是新事物,2005年以前,我们通称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舶来名词,目前,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考虑到与国际接轨,因为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公告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称谓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认同。国家虽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但仍然有专家持不同意见,有的认为“非物质”本身就不科学,按唯物辩证的观点,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非物质”有悖科学性;有的认为“非物质文化”不适合中国的文化语境,不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有悖约俗性,而目前又找不到一个能高度概括和解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名词。其实,只要明白我们所做工作的实质内容就行了,没有必要在名称上无休止地争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对于有形遗产而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业品和文化场所”。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两个定义的字句表述不完全一样,但含义是一样的,其所包括的范畴也无多大区别。可以明显地看到,这里所说的“非物质文化”,并非是说其文化形态没有必要的物质依托与相应的形式载体,而是在字面上着重强调了构成这类文化形态的精神属性和智慧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注重的是知识、情感和技能、技术及其“活体”传承,体现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情感和智慧表达。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载体、以“活态”和非物质形式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的总称。其实,要理解“物质”和“非物质”很简单,比如茶杯本身是“物质”的,但制作茶杯的知识和技艺是“非物质”的,我们所做的保护工作,最根本的是要保护茶杯的制作技艺流程以及掌握这种技艺的传承人。概括地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五大类:一是口述传统,即文学(诗歌、传说、神话、歌谣、故事、谚语等)和语言(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及地方方言)。二是民间艺术,包括传统戏剧、民间音乐、民间舞蹈诸类表演艺术。三是手工技艺,比如民间雕刻、剪纸、陶瓷制作、手抄造纸、草编技艺、纺织印染、中华饮食等等。四是民间知识。即人们对整个宇宙、自然的一种知识的积累,比如中华传统医药、珠算、天文历法、传统酿酒、传统种植技艺、传统养殖技艺等。五是节日礼俗。包括传统的节日、民俗活动,节日民俗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精神文化遗产。

 

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当前,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十分必要和紧迫,原因有二:一是因其重要;二是因其濒危。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非物质文化与我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体现着人们的精神情感、审美情趣和思想观念,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关系着人心理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特别是在民俗活动和传统节日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比如满族的萨满舞,现在的萨满舞已演化为一种单纯的群众自娱自乐的艺术形式了,而传统生活中的萨满舞是通过巫师向天和神祈福消灾,实现人与神、人与天的沟通与交流,表达人们的诉求和愿望。比如中秋节,团团圆圆、和和美美是人们的共同理想追求,而人们以月寄情,创造并赋予了中秋节这种美好的价值取向。同时,中秋节拜祖祭神,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寻找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比如清明节,据东汉崔寔(实)在《四民月令》中的记载,最早的清明节没有扫墓祭祖的习俗。《岁时百问》有语:“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正值春季播种时节,人们在清明前后主要是清理养蚕室,整治生产工具。清明又正值暮春三月,最宜郊游,祭祀先人的场所多在城郊,因此,民间逐渐形成了喜欢在清明时节郊外踏青的风俗,体现了人们对春季大自然的赞美与向往。比如春节,就是过年,在甲骨文中,年是一个饱满下垂的谷穗,表达了人们对丰收的喜悦和期盼,也表达了人们对上天的感恩。现在春节的根本意义就是在于体现人们的一种亲情和心理上的和谐,情感和谐是过年的本质,表达了人们的一种愿望,祈求平安吉祥以及对来年的美好渴望与期盼。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和弘扬的重要载体。众所周知,《诗经》、《论语》、唐诗、宋词、文物以及一些典籍制度等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而活态的、非物质的形式,如河间的歌诗、耿村的故事、女娲祭典等也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而且更有效、更长久。正如孙家正部长指出“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血脉,这个血脉不能中断;文化遗产也是弘扬民族精神的基础,这个基础不能削弱”。他强调“在祖先创造的遗存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应常怀敬畏之心。越是在社会发展快的时期,保护现有的历史遗存,留下祖先的记忆,就越显得重要。只有清晰地知道我们从何处来,才能以更坚实的步伐和自信的心情向未来走去。文化遗产是我们的母亲文化,是我们的根。在奔向未来的路上,我们不应该失去记忆,更不应该忘了回家的路”。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的价值观念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特征。

文化历史学家将曾产生存在过的世界文明分成几个体系:从西往东依次是,欧洲地中海地区的克里特文明、北非的古埃及文明、西亚地区的两河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国的黄河流域文明(中华文明)以及南美洲的玛雅文明。当然,现在也有以美国现代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之说。实际上,每一类文明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体系、核心思想以及独特的民族特征。从表层现象上看,中国结、京剧、唐装、少林武术、筷子、吃饺子、过春节等等,一看便知是中国文化的符号象征;好莱坞电影大片、西部牛仔、肯德基等等,一看便知是美国文化的符号象征。而从深层上看,每一类文化对一个国家和人们的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甚至是根深蒂固的。不同国度之间文化的差异显现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这构成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大家都知道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词——文明的冲突。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指出:随着苏联的解体,东西方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对垒,不再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题,而是文明的冲突。这个观点提出以后,在世界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亨廷顿的观点,固然有一些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但他对文明本身的分析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维护我们的文化安全,保持我们民族在世界上的身份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性,表现在三个层面:

 

(一)社会发展层面的问题。即全球化趋势的挑战、工业化的挑战以及文化生态环境的恶化等,导致非物质文化正逐渐消失,这是整个社会客观发展规律造成的。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了频繁的文化交流,促进了世界各民族的沟通、理解和尊重。但在全球化趋势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凭借其雄厚经济、先进技术和强势文化,推行“文化单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致使不同区域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的激烈碰撞,造成文化趋同现象,本土文化的独特性及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受到威胁和消解。大家可以想像,如果国内到处都是美国的好莱坞影片、街舞、爵士乐、肯德基,而没有了我们的国萃京剧艺术,没有了民族风格鲜明的新疆维族舞、蒙古舞、秧歌、二人转,没有了我们十分爱吃的地方风味小吃,那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工业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发展也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大家知道,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工业化的发展和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传统文化生态环境日益脆弱,原有的农业文明状态下的文化生态和文化方式正在迅速瓦解和消亡。如牧歌、插秧歌、山歌、劳动号子、渔歌等所有农业劳动的符号都随着现代化已经或正在消失。古民居随意折迁、过洋节胜过了过中国传统节日、送丧曲吹成了现代流行乐曲等等。现代化的发展好比一柄“双刃剑”,在给人们提供物质生活最大限度丰裕的同时,正把人类的“精神植被”一点一点地被剥落剔除。

 

(二)工作实践层面的问题。即目前保护制度和工作机制尚未建立健全、保护工作缺钱少人、传承缺乏良策、开发利用失范等。在制度和机制方面,一些地方主动性和力度不够,尚未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在传承方面,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乏人,濒临失传,急需建立“以人为本”的长效传承机制。在开发利用方面,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偏离了“合理利用”这一标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粗制滥造、伪造、滥用、歪曲等现象很严重,也较普遍。

 

(三)思想认识层面的问题。即一些地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价值、历史沿革、风格特征的学术判定水平亟需提升等。比如有些项目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有文献记载或实物佐证,渊源历史需进一步加强考证和研究,正本清源。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和弘扬,影响着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正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人本身的发展、对社会和谐非常重要,而又面临着诸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刻不容缓。特别是对一些掌握独门绝技的老艺人要抓紧抢救保护,稍有疏忽,就会出现人亡艺息的情况。

 

三、努力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宏伟的文化事业,任务繁重、专业性强,关系民族精神的弘扬、中华文明的传承、和谐社会的构建等重大意义,因此,必须用文化战略的眼光和思维,从探索保护制度、工作机制予以“破题”和定位,逐步构建一套指导思想科学有力、实施机制协调健全、保护措施准确可行的保护体系。

 

(一)明确指导思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这一总的指导方针。同时,在此基础和前提下,保护工作还要坚持五个指导原则:

 

一是以人为本原则。从保护的目的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为了维护和实现本区域民众乃至全人类的文化权益和文化选择,以此满足他们对精神文化的美好追求;从保护的利益权衡来讲,当传统文化保护与现代生活方式产生冲突时,不能以牺牲传承人的权益为代价;从保护的方法来讲,非物质文化的“活态”性,决定了保护工作的关键是对“人”的保护,保护了“传承人”,相应地就保存和弘扬了某种知识和技能。

 

二是整体性原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树立整体性观念,即我们要保护的某种文化事象、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对一种外在的、单一的表现、表演、表述形式,而是保护这种形式及与其相关的所有有形载体、无形内容和依存时空。即“表现形式、表现内容(文化传统、内涵或民俗价值)、有形载体(场所、工具、道具、产品等)、生态环境”四位一体,特别是要坚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产生、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一起加以研究和保护,任何割裂整体、注重局部的做法,都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三是分类保护原则。即要分类认定、分类保护,根据其不同性质,区别对待。第一种是健康、比较健康的。如传统手工艺、传统表演艺术、某些节日(端午、中秋)等。对这些传统文化要保护和弘扬。第二种是有健康的元素又有不健康的内容。比如清明节,祭祀先人,缅怀亲人本无可厚非,尽管文明祭扫、祭祀正逐渐成为清明节活动的大趋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些地方的祭祀活动中,封建庸俗之风无减反增。对这类文化遗产就应当剔除其非科学的迷信观念,研究和吸取其合理的科学成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拿来为现实服务。第三种是有害的民间文化。比如曾在民间广泛流传的鬼神信仰、地狱惩罚等观念,都是有害的。但从历史和学术上看,它又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是一定社会阶段人们思想观念和精神信仰的反映,对这类民间文化就要加以搜集、记录,把有关资料放到博物馆收藏,作为历史的见证和发展新文化的逆向教材。

 

四是发展性原则。非物质文化在历史的纵向承传和地理的横向传播中,是不断演进和嬗变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后,随着社会主流思潮、价值观和民俗风情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在进行自身的调整和转换,以满足人们的审美和精神需要。从地理传播的角度来讲,不同区域的文化相遇后,相互之间必然会有一个碰撞、变异和融合的过程,之后,“此文化”会变成“彼文化”。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始终处在一种发展演变的状态,“变”是规律、是客观存在。所以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审视和评价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要僵化地固守所谓的“原生态”。同时,对于群众新创造的非物质文化,也要有意识地纳入保护工作的范畴,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非物质文化也将成为遗产。

 

五是合理利用原则。保护工作的各项措施仅是手段和方法,其终极目的,也是文化工作的宗旨,是“以文化人”和“文化为民”。无论抢救了多少文化遗产,也无论保护工作做得如何出色,最终还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群众现代日常生活,“飞入寻常百姓家”,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求。所以,保护工作首先要强化文化服务观念;其次要树立开发利用意识;第三要掌握利用之“度”,即要合理,合理的标准应该是既不固守传统,又避免歪曲滥用。

 

(二)建立工作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艰巨性、长期性、社会性,决定了保护工作必然要求建立一套健全完备、运转协调的工作机制,以保证工作的科学、规范、长效开展。

 

一是建立组织领导机制。政府是社会事务的管理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社会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文化部门要努力争取党委、政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建立和完善决策管理机制、经费投入机制、网络实施机制和专家咨询机制,依托和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保证这项公益性工程顺利开展。在工作实施中,作为履行公共文化职能的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发挥牵头和枢纽作用,组织协调联络发改、财政、教育、民族、建设、文物、旅游等相关部门及有关科研院所,充分调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整合资源,多方联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建立运转协调的组织领导机制。

 

二是建立有效传承机制。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载体。人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传承者,而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拥有者、享用者。要重视建立以人为核心、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要创造条件,鼓励掌握某种传统文化形式和技艺的传承人(团体)进行传习活动,通过带徒、讲习、整理出版艺术成果、表演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注重利用各种学术资源,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开展多种形式的传承活动。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伍建设。注重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者的知识产权。研究探索对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或特定区域,进行动态整体性保护的方式。

 

三是建立开发利用机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坚持有序开发、合理利用的原则,正确处理抢救、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抢救是保护与利用的前提,保护是抢救的继续和深化,抢救、保护的最终目的,是在合理利用的基础上,使其走入群众日常生活,为群众提供文化服务和精神食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开发利用中,要特别注意保留和开掘该种文化样式的传统优秀元素,禁止歪曲、假造和粗制滥造。同时,开发利用要立足打造文化产业品牌,用市场和产业的观念、机制和目标组织运作,注重市场定位、策划营销、成本核算、品牌宣传和组织实施等。

 

四是建立法规保障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涉及民族、宗教、精华与糟粕、著作权、行政保护与民事保护等诸多政治、社会、法律等问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大问题作出法律意义上的解释和界定,营造法制空间,提供法制保证,意义深远。因此,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执法和科学管理的探索和实践,逐步构建一套完善的法规保障体系和保护制度。

 

五是建立考核监督机制。要树立正确的文化政绩观,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地方政府和文化行政部门工作目标及考核目标,形成上级考核、群众监督和舆论关注的督导机制。要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内容,研究和制定一套科学完备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量化评估标准,通过考评检查,促进各项标准的执行和落实,起到“以评促建”的目的和效果,不断培育和创新保护工作动力机制。

 

(三)完善保护措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专业性、多学科性的工作,必须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特性和演变规律,采取准确可行的保护措施,规范操作,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有效抢救、保存、传承和弘扬。

 

一是加强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的长河中延传了千百年,由于其口传心授、群体创作以及扩散性传播等特点,使其形式(技艺、技能)、内涵(价值、审美)、传承脉络等也处在一种不断流变的过程中,有时很难对其做出定性的分析和结论。因此,必须通过广泛的调查、深入的考证和缜密的分析,对现今流布的各类民间文化的历史沿革、分布区域、传承系谱、表现形式、文化内涵及民俗价值等做出科学合理的认定,为制定科学的保护措施提供准确的参考和依据。

 

二是加强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决定了其保存的必要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一方面,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承传中不断地流失和失传,从保留历史文明见证的角度讲,有必要对即将消亡的文化样态加以记录保存;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保存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的样态和内涵,对于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明天样态和内涵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也可以透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规律。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保护不同于有形的文物,有形的文物只要具备安全可靠、科学先进的技术条件就可以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必须采取多种方式,当然,最主要的、也是最完整的保存方式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进行保存。同时,借助文字(书籍)、图片、录音、录像等能够长期保存的媒介和数字化信息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表演)技艺、流程等进行记录、收集、分类、编目,建立全面系统的档案资料库。通过博物馆、文化馆等文化机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和实物进行收藏、保管、维护、展示,并向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三是加强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群体文化、草根文化,是老百姓自己创造拥有、自已享受消费的文化,群众是非物质文化的主体。因此,要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群众中的传播,使其回归民间,薪火相传。要加强主导层面的传播,即在传承谱系之内的教授延传,通过传承人讲习、授徒等方式,培养后继人才;要加强主体层面的传播,即在群众中的普及推广,通过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宣传移植、文化服务、产品开发等途径,普及推介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成为群众现代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任务繁重,意义深远。知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保护的目的所在,努力探究有效的保护工作体系,对于推动这项宏伟的文化事业具有积极作用。